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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鵬

近日，在“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巡講團走進大灣區活動開幕式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玉良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我國在項目申報、評審中加入對科普的強制要求，目前時機已成熟，并且列舉了三方面的理由。

在論述科研項目為什么要做科普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引用西方國家的一些案例，比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以及歐盟的框架計劃等等。同時，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以及美國科促會，都要求其成員（同公眾）探討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甚至一些國家的某些機構更進一步，比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英國研究理事會已經出臺了傳播指南，有一些還成立了新聞辦公室或者聘用了從事傳播的工作人員，提升各種類型的活動，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網站、紀錄片、科學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務，還有一些，比如美國神經科學學會，甚至組建了專業團隊來致力于幫助科學家同普通公眾進行交流。

之所以要強調科研人員需要向公眾開展科普工作，一方面是因為項目研究經費來源于納稅人，需要向納稅人解釋清楚這些經費用在了什么地方，產生了什么效果，另外一方面在于只有公眾真正地理解了科學，才有可能形成支持科學的良好氛圍。之前的假設一直認為，只要人們具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就一定會對科學有積極的態度，但是后續的實踐和研究都表明，科學知識和科學態度之間并非是直接的線性關系，有些公眾對整體上的科學持積極態度，但是對具體科學議題，尤其是爭議性話題上卻容易出現極化的態度，比如氣候變化，轉基因食品等領域。當然，還有第三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通過開展科普科研人員也能夠找到新的合作伙伴，甚至是開辟新的研究路徑，只不過既往的研究對這方面的關注不多。

當然，說到以項目的方式要求科研人員開展科普在一定程度上要優于直接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員都參與科普。首先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是，科研做得好并不等同于一定能做好科普，畢竟科普除了需要在科學領域有深入的鉆研之外，還要求開展科普的人具有一定的傳播技能，要了解自己的受眾，要能夠把科學內容解釋給非專業的受眾，而開展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是完全不同于科研訓練過程中所習得的技能的。同時在現實情況下，絕大多數科研人員并未接受過系統的傳播培訓。因而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員都開展科普是一種理想狀況，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狀況。因而以項目的形式對科普加以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團隊成員發揮各自的特長，進而形成合力。

其次，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科普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是抽空做做就可以的。它更需要久久為功，而科普功能和作用的發揮是“潤物細無聲”的，并不是說今天做了一些科普工作，明天就一定能收獲。而且科普不僅僅要普及科學知識，也要對前沿科技成果進行傳播和擴散，或者說讓公眾理解“正在制造中的科學”。畢竟一些高科技成果如果不能夠及時面向公眾開展傳播和普及，那么就有可能給非科學甚至是偽科學留下空間，進而讓公眾產生迷惑，甚至無法分辨什么是科學，什么是偽科學。這其實也是在強調科普的“價值引領”，而要發揮這種作用，必然需要科研人員的積極參與。

再次，我們還應該看到科研項目的科普會帶來哪些收益。“四不窘態”被看作是科研人員開展科普所面臨的困境，但是從科研項目本身來說，科普能夠產生的益處顯而易見。當前科學與社會的融合程度越來越深，科研不能完全“躲進小樓成一統”，完全脫離開社會，而欲讓科研成果能夠發揮更大的價值，必然需要社會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對于整個社會及其公眾而言，接觸科研成果的途徑往往是直接消費某種科技產品，但是要讓這種消費更理性，就需要對科學的深刻理解。而從科研成果本身來說，要讓它更快更好地走向社會，就需要科普發揮“連接器”的作用，銜接起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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