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鐘雨欣北京報道

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龐大復雜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大數據已成為“新石油”,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而值得注意的是，數據“看不見摸不著”，定價難已成為當前制約數據要素市場功能有效發揮的痛點問題。

7月5日，2023年全球數字經濟大會數字安全生態建設專題論壇在京舉行，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高級經濟師朱險峰分享了自己對數據要素定價的思考。他認為，在數據要素的定價過程中不能過分強調數據要素的特殊性，如非稀缺性、非均質性、非排他性等，否則可能會在實踐中碰壁。“還是要更多地強調數據的商品屬性，結合大宗商品定價的歷史規律和我國特殊的國情，才能實現可落地、可操作的數據要素定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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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險峰介紹，據國家價格主管部門統計，當前97.5%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形成已經市場化。“數據要流通交易，也必須是一種商品，其定價離不開商品特有的屬性，尤其是離不開當前我國對商品價格管理的環境和思路，不管是市場化定價還是政府指導價。

朱險峰進一步指出，數據要素交易體系的發展，在擴大市場、培育生態、定價方法和利益分配過程中要善于借鑒我國現有的、成功的經驗。“比如，有的地方借鑒地產交易平臺的模式，建立工作站來實行數據共享，發展數字中介、經紀商并進行相應的利潤分成，未來還可以建立統一的平臺，這都是很好的嘗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取得成果。”

“數字經濟的生態要有創新，但都要基于當前商品市場成熟經驗上的創新，脫離國內歷史發展規律，所謂‘完全的創新’是難以落地的。”朱險峰說。

他表示非常贊同國內數據要素專家王建冬所提出的“數據要素定價應從數據的源頭來定”這一思路，目前來看這一思路也是唯一可行的。要素定價應與大宗商品定價實行類似的辦法，不能結合每個場景來進行不同的定價，這是不現實的。“不要考慮中間環節的定價問題，同時還應注意的是，區分用戶群體定價、給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價格，會涉及到價格歧視的問題。建議參考水、電、氣的階梯定價方式。”

公共數據應如何定價？朱險峰表示，公共數據與社會調查公司的數據不一樣，數據的源頭在機關、事業單位，是公益性質的，因此，公共數據的定價要堅持體現公益屬性。

“體現公益屬性的產品，其定價遵循成本補償原則，一定要有成本測算。比如，景點門票價格的成本原則上3年監審一次，定價以歷史成本為基礎，如歷史投資成本等，用成本法定價”朱險峰說。

朱險峰補充，純市場化的公司實行市場化定價，但數據收費也不是為所欲為，尤其是達到壟斷型的數據公司，其定價收費還要受到監管。“個人認為，后期數據定價可能會出現最高限價的管理辦法。”

“目前數據交易還只是少數，把數據用起來是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務。因此，當前的公共數據定價不能太高，后期可以逐步調整。”朱險峰說。

談起數據要素定價未來的發展方向，朱險峰表示，目前有的地方是“先計費不收費”，未來的方向還是要收費。國家價格主管部門應當出臺數據價格管理辦法，對公共數據和非公共數據的定價進行管理。非公共數據市場化定價，由供需雙方對量、價進行談判，通過雙邊協商、集中競價、掛牌交易等形式確定價格。而公共數據則實行政府指導價。

“公共數據定價的成本補償，到底是不是完全成本法，還不能確定。”朱險峰舉例，“比如，教育收費就不是全擔。公共數據定價的成本分攤的具體比例如何設置，不同地區、不同場景會有較大差異。”

朱險峰建議，可參考景區門票制定辦法確定公共數據定價。例如，《福建省景區門票定價成本監審辦法》提到，景區門票定價成本由主營業務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和稅金及附加構成。“可以根據數據要素的特性，對成本構成進行調整，例如存儲成本、數據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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