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鄭康喜東莞報道

6月2日，占地21萬平方米的匯迅·灣區創科項目一期智造空間在東莞塘廈正式啟用。10家莞深兩地的智能制造、電子信息、新能源材料等先進制造領域企業，成為首批入駐園區單位。

產業轉移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規律，積極主動承接發達經濟體和先進城市產業轉移，已成為加快產業升級、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助推器。深圳從上世紀90年代后開始產業轉型升級，逐步將相關產業向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轉移。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彼時，東莞以長安、鳳崗等為代表的南部臨深鎮街，開始承接深圳產業、人口、資本等要素外溢，形成總部在深圳，產品研發與生產制造在東莞的一體化雙城協同發展格局。

而未來，東莞如何成為深圳都市圈的重要發展引擎，關鍵就在松山湖科學城與南部九鎮。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南部九鎮探索東莞鎮域經濟發展樣本的主要路徑。

早在2020年，東莞就提出將加快推動南部9鎮全面對接和融入深圳，深莞合作邁入新階段。兩年后東莞再次提出，南部九鎮要打造深莞深度融合發展的樣板。

當前，東莞南部九鎮在產業新動能、產業空間、人才以及營商環境等方面，都存在著諸多短板和不足。而隨著惠州、中山、江門、汕尾等地加速與深圳的融合，東莞實際上面臨很大挑戰。在廣東縱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當下，南部九鎮應該如何借勢突圍？

產業融合新趨勢

縱觀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較好的長三角、珠三角，產業轉移與升級都是推進各自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先決條件。如上海與蘇州、深圳與東莞等。

深圳產業轉移最早開始于上世紀90時代。2015年以來，深圳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一批技術密集型產業開始大面積進入東莞。在這個過程中，南部九鎮依托其自身地緣優勢和產業差異化優勢，得以快速承接深圳產業轉移，也奠定了當下南部九鎮主要的產業基礎與格局。如鳳崗、塘廈、黃江、樟木頭等東莞臨深片區鎮街，電子信息幾乎都是其支柱產業。

發展到現在，南部九鎮在深莞深度融合發展中的角色仍以產業協同為核心，這也是其打造莞深度融合發展樣板的主要內容。發展至今，深圳這座大灣區中心城市，與東莞在產業上形成了輻射、溢出和分工為主的產業關系。

聚焦至南部九鎮，則主要表現為從單純承接轉移，轉變為協同互補、分工協作，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邁進，進而推動兩地在先進制造方面不斷升級迭代。

“近年來，深圳的科技資源、研發實力不斷向東莞滲透，帶動了東莞的產業升級，而東莞優良的產業結構和產業基礎，使深圳各產業供應鏈不斷完善。”鳳崗天安數碼城總經理余安定表示。

而隨著深圳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龍頭優勢企業布局南部九鎮，也帶動了相應產業集群的向外延伸，使得兩地圍繞某個產業集群形成生態融合共生模式，產業分工深化和聯動發展效應進一步凸顯。

這一效應在莞深兩地萬億級電子信息產業方面體現較為明顯。目前在東莞，該產業集群代表企業主要分布在松山湖以及南部九鎮，前者以華為為代表，后者則以步步高系、塘廈鎮臨深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基地為代表。

在塘廈鎮臨深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基地里，東莞順絡電子有限公司正在圍繞精密電子陶瓷、磁性器件進行生產。順絡電子是一家總部在深圳的上市企業，塘廈項目主要從事無線充電模組、貼片電感、精密陶瓷部品的研發制造等。全部投產后，將成為順絡電子在全球最大的無源元件制造基地。東莞順絡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新平表示，未來將繼續吸引相關大灣區供應商落地基地，形成莞深兩地互聯互通局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東莞經濟轉型發展、承接深圳產業轉移的前沿陣地，塘廈之所以能將臨深產業基地打造成為莞深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的合作試驗示范區，其“科技創新+高企培育”的雙輪驅動，是一大優勢所在。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塘廈擁有國家高新企業512家，總量居東莞第四位。省級專精特新企業151家，總量居東莞市第一位。

除新動能發展外，塘廈在產業空間拓展上也位居南部九鎮前排。2021年，塘廈以約325萬平方米舊改體量，拿下各街鎮更新宗數及面積第一名。這為其參與兩地產業分工深化和聯動發展提供了極大優勢。

但另一方面，反觀虎門、長安、大朗等傳統產業強鎮，近年來受到資源碎片化、發展空間不足、高素質人才儲備不足等因素限制，在和深圳的融合發展中，存在著現代產業體系單一和“大而不強”、產業集群“全而不新”、產業規劃同質化等一系列痛點。而大嶺山、黃江、樟木頭、清溪等鎮街，經濟規模和產業規模不夠也是一大難題。

深圳市先行示范區經濟專家組專家任颋表示，在廣東堅持以制造業當家的大背景下，深圳在產業布局上，先進制造業園區依舊會留在深圳非核心區。同時他表示，在深圳都市圈的三個城市吸引力方面，深圳在融資、法治化營商環境、人才吸引力、數字化發展等其他軟成本上，遠優于東莞、惠州。

而這些恰恰也是東莞南部九鎮當下的痛點之一。通過對東莞南部九鎮的集中調研發現，整體來看，受制于以上諸多痛點影響，南部九鎮目前在進一步承接深圳新一輪城市、產業外溢上明顯后勁不足。在圍繞大灣區縱身協同的產業發展布局，構建良好生態融合、緊密銜接、互為支撐的產業分工模式上，南部九鎮依舊“任重道遠”。

如何成為都市圈內的融合樣板？

作為莞深融合發展的先行軍，東莞南部九鎮在莞深兩城深化跨區域合作、促進協同發展、實現互利共贏中，一直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近年來，在產業融合之外，以南部九鎮為“頭雁”，莞深兩地在交通、人文、服務等方面，已然實現了高度產城融合，也進一步帶動了兩地同城化進程。隨著軟硬聯通的加速，南部九鎮正集體向深圳靠攏，代表東莞，拉開與深圳的同城化進程，重塑著都市圈的格局形態。

去年8月，廣東規劃將全省劃分五大都市圈，東莞、惠州、深圳（含深汕合作區）組成了深圳都市圈。按照規劃，深圳都市圈將依托西部沿海走廊、中部隧洞走廊、中部谷地走廊和東部盆地走廊，串聯國家現代服務業與頭部企業節點（深圳會展海洋城-東莞濱海灣新區）、國家綜合性科學創新中心節點（松山湖科學城-光明科學城）、灣區制造總部技術轉換節點（塘廈-平湖北/坂雪崗-大運新城）和灣區先進制造產城融合節點（坪山-惠陽-大亞灣）。

具體到南部九鎮，則主要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終端、新材料及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基礎，朝著高端產業與高品質都市空間協同發展產業組團、灣區制造總部技術轉換節點邁進。

但實際上，南部九鎮能否真正完成該規劃目標，從當下現實基礎和上述痛點角度觀察，至少還存在著較大提升空間。賽迪華南智創中心主任龔佳勇表示，目前南部九鎮在打造深莞深度融合發展的樣板上，盡管出臺了諸多政策，但目前仍顯后勁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東莞對于當下南部九鎮如何在“雙區”重大機遇下尋求高質量發展，仍舊缺乏清晰的戰略定位。

“這就導致南部九鎮在產業規劃、資源配置、對接機制、空間梳理等方面，依然表現出各自為戰、甚至‘一擁而上’的局面。”龔佳勇進一步表示。

在龔佳勇看來，自2019年以來，東莞一直強調要從戰略層面謀劃與深圳的合作。但觀察以“先行軍”身份與深圳深度融合的南部九鎮，目前卻仍難以“一盤棋”的姿態與深圳協同發展。他建議，在進入高質量發展的當下，莞深兩地都在加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東莞要真正站在“雙區”角度全盤統籌，梳理南部九鎮產業門類和鏈條環節，在都市圈內，與深圳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發展、相互協同的產業關系。

今年2月，東莞召開南部九鎮高質量發展現場會，再次提出，市級層面要健全完善統籌協調機制，鼓勵南部九鎮在土地收儲、深化投融資機制改革、破解項目難題等方面先試先行，以實際行動支持南部九鎮加快高質量發展。這被視為東莞吹響全市統籌南部九鎮深度融深的主號角。

但在“雙區”和都市圈建設機遇下，南部九鎮面臨的挑戰和競爭同樣突出。此前，東莞早于惠州承接了深圳電子信息產業轉移。而近年來，惠州則憑借臨深區位且相對低廉的地價，吸引了越來越多深圳新能源企業落戶。其中，比亞迪、欣旺達、德賽電池、鋰威新能源等深圳新能源龍頭企業重倉惠州。這為惠州攜手深圳競逐新能源賽道，帶來極大利好。

與此同時，中山、汕尾等省內城市，近年來也紛紛加入到與深圳協同發展的競跑之中。綜合來看，東莞南部九鎮如今面臨著內生動力不足和外部競爭加劇的雙重壓力。

龔佳勇認為，東莞南部九鎮應借鑒昆山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與深圳形成一定產業級差，利用自身產業門類齊全優勢，加緊推動包括研發和技術創新能力、供應鏈靈活程度、創造價值能力、現代產業體系要素協同能力等在內的產業鏈現代化。從當下來看，惠州、中山、汕尾等地，在該方面與南部九鎮仍存在一定差距。

作為上海科創成果轉化、產業協作配套、金融服務溢出的重要承載地，昆山2022年GDP達到了5006.7億元。昆山崛起的“秘訣”在于，得益于早前上海的產業轉移，昆山工業門類和產業鏈齊全，但經營成本卻非常低。發展到現在，昆山已經可以與上海形成良好的錯位和協同發展態勢，繼而利用其優勢招商引資，將相關產業做大做強。在完成了產業鏈現代化后，昆山便能再度牽手上海，圍繞其更為高端的產業上演“雙向融合和對話”，形成優質的雙城生態圈。

受訪專家表示，當前，我國都市圈正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成為空間布局國家戰略的重要載體，而區域集群的內涵是創新集群和產業集群。未來，對于深圳都市圈而言，其核心動力將會落在可持續創新上。如何在產業協同的優勢之上，打造區別于松山湖科學城的創新優勢，成為深圳都市圈“星鏈”創新網絡中的重要部分，是未來東莞南部九鎮在高水平對接和融入深圳都市圈方面要回答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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