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楊志錦 上海報道

2023年7月1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召開領導干部會議。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宣布了中央決定：潘功勝同志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免去郭樹清同志的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職務、易綱同志的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職務。

(相關資料圖)

潘功勝生于1963年，現年60歲，至今在金融業工作30年，具有豐富的金融業工作經驗。他1993年畢業后即進入銀行業，先后在工行、農行工作近20年。2012年他調任央行副行長，并于2016年1月接替易綱兼任外匯局局長。在央行工作期間，他主要分管外匯市場、金融市場等相關業務。

潘功勝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同時還在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學習過。“出國學習的這段時間對我的人生影響非常大，觀念的更新和視野的拓寬，對于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潘功勝2007年在一次采訪中表示。

1985年，年僅22歲的潘功勝即發表《勞動協作的網絡優化技術初探》一文，這是潘功勝發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此后他一直筆耕不輟，發表了諸多文章及專著。在早期，潘功勝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勞動經濟學領域，他的博士論文《勞動力市場論》也屬于這一領域。后來隨著工作的變化，他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展，包括房地產金融、銀行經營管理、地方債、債券市場、貨幣政策、金融改革、外匯市場及國際金融等。

根據署名文章、專著及公開演講，本報記者梳理了他38年來的主要觀點。當然，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及文章全文可能更好理解這些觀點。

一.人物履歷

潘功勝，男，漢族，1963年7月生，安徽省安慶市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后學者及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2012年6月至今擔任央行副行長，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求學經歷：

1980.09-1987.07，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會計系學生，經濟系教師

1987.09-1990.06，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經濟學碩士

1990.09-1993.06，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經濟學博士

1997.10-1998.09，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學系、商學院博士后訪問學者

2009年上半年，中央黨校學習

2011年上半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學習

工作經歷：

1993.08-2008.04，歷任工行房地產信貸部副處長、計劃財務部處長、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計劃財務部副總經理，深圳分行副行長，計劃財務部總經理，股份制改革辦公室主任，戰略管理與投資者關系部總經理，董事會秘書

2008.04-2012.06，歷任農銀黨委委員、副行長、執行董事（其間兼任香港農銀國際董事長，農業銀行〔英國〕董事長）

2012年6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16年1月至此次任命前，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

二.主要觀點

貨幣政策：

潘功勝在央行任上并不分管貨幣政策，但其分管的外匯市場、金融市場業務又和海外主體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形勢、貨幣政策息息相關，因此他更多從國際比較的視角討論貨幣政策。他認為，中國央行一些創新性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并非QE，MLF與降準并非替代關系。

1.中國貨幣政策堅持以我為主，不跟隨美聯儲“大放大收”

近年來，中國的金融周期則相對穩健。2020年以來，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在2.4%-3.4%之間窄幅波動，最高與最低點的極差不到100個基點，顯著低于美國同期近400個基點。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則保持10%左右的增速。中國金融周期相對穩健背后的原因，是中國長期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國貨幣政策堅持以我為主，堅持跨周期和內外平衡的導向，不跟隨美聯儲“大放大收”，不搞競爭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寬松政策。（2023年6月陸家嘴論壇演講）

2.中國的貨幣政策處于常態化貨幣政策區間

自去年一季度疫情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高強度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幅度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就中國而言，我們一直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國的貨幣政策仍然處于常態化貨幣政策區間，不搞“大水漫灌”。我們貨幣政策的空間是比較大的，這是2000年初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和美聯儲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主要差異。（2021年9月國新辦回應問題）

3.多項結構性工具不是QE

兩項新的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和現有的貨幣政策工具、降息降準政策工具并不矛盾，無論從性質上和規模上都談不上量化寬松（QE）。和國際上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比較，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的空間還是有的，仍然處于常態化的貨幣信貸政策的范疇里面。（2020年6月央行發布會回應問題）

票據互換不是中國版的QE，它和QE有本質的區別。第一，是“以券換券”，不涉及流動性的投放，不涉及基礎貨幣的吞吐。一級交易商參與互換，用持有的永續債換成了央行的央票，但不能說我拿了這個央票，就可以自動獲得央行的基礎貨幣，這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的影響是中性的。其他一些國家所采取的QE，一般在購入資產的同時會投放基礎貨幣，但我們在進行互換的時候，跟投放基礎貨幣這兩者沒有關系。

第二，央行票據的互換沒有導致永續債所有權和信用風險的轉移，永續債的所有權仍然在商業銀行的表內，它的利息所得者也是債券的持有人，只是通過這樣一個操作，央行按照市場化的標準收取費用，提升了永續債的流動性。永續債的所有權和相應的風險沒有轉移。（2019年國新辦發布會回應）

（2009年潘功勝在國新辦發布會上）

4.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不會取代存準率

在過去幾年中，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籃子更加豐富了，一些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是不是會取代存款準備金率？可以肯定地回答，他們之間不是一種取代和被取代的關系。（2015年國新辦發布會回應，當時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MLF、PSL）

宏觀金融：

他2022年10月在金融街論壇上表示，全球宏觀環境可能由“大緩和”走向“高波動”。今年6月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當前處于全球金融周期的下行期。

潘功勝今年6月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信貸脈沖是刻畫金融周期變化的重要指標，反映了金融周期的邊際變化方向。以新增信貸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的邊際變化衡量，2023年以來中國的信貸脈沖轉正上行，顯示信貸對經濟的支持作用正在增強。向前看，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保持穩中上行的態勢。

2003年，針對日本政府提出的“全球性通貨緊縮問題歸咎于中國出口”觀點，當時擔任工行計劃財務部處長的潘功勝發文予以駁斥。

1.金融活動呈現出周期波動的特征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尤其是美歐發達經濟體的資產價格、信貸增長、銀行杠桿率以及跨境資本流動等各項金融指標均呈現出明顯的共振。在中長期的時間軸上，金融活動呈現出周期波動的特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三輪較大的下行期，分別是2000-2002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2022年全球股債匯“三殺”。綜合股票、債券、匯率等多種金融指標，構造出反映金融整體狀況的金融條件指數，在這三輪下行期都出現了快速大幅收緊。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美聯儲貨幣政策成為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驅動因素。美聯儲1999-2000年、2004-2006年、2022年以來三輪加息，分別導致了此后的全球金融周期的三輪下行期。（2023年6月陸家嘴論壇演講）

2.全球宏觀環境可能由“大緩和”走向“高波動”

從歷史長周期看，全球宏觀環境可能由“大緩和”走向“高波動”。二十世紀80年代到2019年，全球宏觀環境以低通脹、低波動為突出特征，可視為“大緩和時代”。但這一趨勢在2021年已發生轉變。疫情后主要發達國家的大規模刺激政策提振了需求，但供應鏈擾動、勞動力市場緊張、國際地緣政治沖突等限制供給恢復，主要發達國家通脹遠高于政策目標。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數據波動幅度大幅上升，全球宏觀環境或步入“高波動時代”。（2022年11月金融街論壇）

3.金融機構的個體穩健并不代表金融系統的整體穩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社會對危機的成因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識到金融機構的個體穩健并不代表金融系統的整體穩健，維護系統性金融穩定，需要彌補微觀審慎監管的不足，防范金融體系順周期變化以及風險跨機構、跨市場、跨部門和跨境傳染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并盡可能提前采取針對性措施。（2020年10月金融街論壇演講）

4.“中國輸出通縮”論缺乏事實依據

將全球通貨緊縮的誘因簡單地歸咎于一個國家，認為中國是全球通貨緊縮的火車頭，這一判斷缺乏事實依據。目前，中國年出口商品價值約為三千余億美元，僅占全球總值的5%左右。其中55%以上的出口商品又是由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屬于來料加工性質，如果扣除這一因素，中國真正的商品出口也只占全球的2%左右。此外，中國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因為“貿易鏈”效應而被過分夸大。（2004年論文《“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缺乏事實依據》）

金融改革

潘功勝前后主導或參與了國有大行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多項重大的金融改革。他認為，金融改革要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尋求權衡。2017年，他用“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這一通俗的表述說明中國將進一步加大金融對外開放力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地方金融生態也有關注。

1.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緣由及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服務能力大幅提升。但是，金融服務的供給存在一些結構性缺陷，金融資源配置的質量和效率還不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主要表現在：我國的金融業態以間接融資為主，股權融資發展嚴重不足。在間接融資中，又以大中型銀行為主體，并且商業銀行內部的制度政策安排、技術能力、內外部激勵約束機制也不健全。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豐富的內涵，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第二，堅定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破除制約資本市場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寬股權融資渠道，提升資本市場發展質量。

第三，優化大中小金融機構的布局，發展定位于專注微型金融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和信貸市場體系。

第四，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重塑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服務模式、風險管理和考核評價機制。（2019年接受采訪）

2.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外匯管理政策不會后退

1996年中國經常項目已經實現可兌換，近年來資本項下直接投資也逐步實現基本可兌換，證券項下資本可兌換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趨勢不可更改。因此，我們堅持一個原則：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外匯管理政策不會后退，更不會走回資本管制的老路。（2017年接受采訪）

3.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利率市場化將顯著改變資金的配置效率，是中國整體市場體系建設和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同時利率市場化也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技術層面，中央銀行、金融機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從宏觀意義上說其對儲蓄消費投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金融市場深化、金融穩定、社會經濟主體利益格局的調整都可能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些因素也會對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產生反作用，成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約束變量，因此中國的利率市場化將是一個漸變的過程。（2015年論文《新常態下的中國金融改革》）。

4.區域金融改革的五點經驗

一是區域金融改革應當差別定位、各有側重。二是采取區域試點、地方推動形式，風險總體可控。三是改革必須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導向。四是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導向，合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五是改革必須注重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的有機結合。（2015年論文《“自下而上”的區域金融改革探索與經驗》）。

5.金融改革需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尋求權衡

金融改革始終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尋求權衡，是我國總體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改革將從兩個維度展開：市場化改革，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市場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包括監管體制改革、加強宏觀審慎等。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三中全會決議的一個亮點，也是貫穿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靈魂，同時也是金融體制改革的靈魂。而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是推進利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基礎保證。金融市場化改革每一項改革項目的推出，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和評估，改革的時機、方法、策略上要形成較優的組合。（2014年論文《加強金融頂層設計，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5.金融改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性工程

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某項金融改革的效果可能短期內會偏離預期的目標，社會要提高對改革的容忍度；改革的責任部門門也應有足夠的市場靈敏度，在改革的進程中自我校正和完善。不同的利益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金融改革要同時滿足這些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非常困難。金融改革對儲蓄、消費、投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金融穩定、社會經濟主體利益格局的調整都可能產生廣泛的影響，那么這些因素也會對金融改革的進程、效果產生反作用，成為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重要的宏觀變量。（2014年論文《加強金融頂層設計，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6.金融生態環境的好壞是決定一個區域經濟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的流動性、效益性和安全性更多地取決于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好壞。金融生態環境好的地區能打造“資金洼地”，吸引各類資金流入，迅速提高本地區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金融的良性互動發展。反之，一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很差，資金缺乏安全保障，成為金融高風險地區，銀行資產得不到有效保護，信貸資金損失率高，就會降低本地區的競爭力，不僅吸引不到資金甚至導致資金外流，進而影響本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13年論文《金融生態建設與經濟金融發展》）

債券市場：

潘功勝在央行任上長期分管金融市場業務，債券市場是主要關注點，2014年前后他還參與地方融資體制改革的討論。對于地方債，他認為要堅守中央政府不兜底的底線，強化多種形式的財政紀律約束，如強化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約束、強化同級人大對預算的監督。2014年，他與時任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一道出版了《市政債市場與地方政府預算約束》一書。

1.中國債券市場仍有發展空間

盡管中國債券市場發展很快，但與美國等發達市場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如2014年中國債券余額與GDP之比為57%，而美國約為220%，日本大概是260%。我國債券市場總規模大體是美國債券市場規模的1/7，是日本債券市場規模的2/3。公司信用債規模是美國的1/4，是日本的4倍（日本的債券市場主要以國債為主）。（2015年論文《提高債券市場流動性》）

2.在發展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應堅持產品結構的簡單透明

危機后，美歐等國普遍加強了資產證券化監管，市場發展重心也從原來的金融創新競爭轉向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防范，同時要防止過度證券化。從理論上講，證券化鏈條可以無限延伸和擴大，使最終風險承擔者與基礎資產之間的距離會變得遙遠，證券化產品結構也會變得復雜，不僅客觀上會使風險難以識別，主觀上也會產生過度轉移風險的道德風險。因此，在發展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應堅持產品結構的簡單透明。《2015年論文《推動資產證券化市場穩健發展》》

3.要提高對違約事件的容忍度

“剛性兌付”的做法扭曲了市場機制，而且容易引發道德風險。雖然在短期內保住了金融機構的聲譽和市場的穩定，但長期來看，將導致金融效率的下降，影響金融市場進行風險區分的有效性和風險溢價的合理性，無風險收益率水平將被錯誤地抬高。所以，在確保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提高對違約事件的容忍度，順應市場力量的自發作用，將有利于端正產品發行者的行為和投資者教育，推動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強化風險的自擔意識。從更長遠來看，這將有利于財富管理市場的健康發展。（2014年論文《深化改革、加強監管、穩步發展財富管理市場》）

4.堅守中央政府不兜底的底線，強化多種形式的財政紀律約束

歷史上處理地方債務的一般做法，是對債權人（絕大多數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以掛賬、剝離方式處置，對當事地方財政進行整頓、訓誡，重申“下不為例”，用財政上解和撥款方式進行相應處理。最終結果或由中央財政兜底（債務規模不大時），或由中央銀行再貸款（規模大時）化解危機。實質上，這都是在地方政府“倒逼”下，由全社會承擔最終損失。

作為單一制國家，理論上講，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承擔著無限連帶責任，地方政府可能濫用中央財政信用，投資者期望中央政府兜底的認知更會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而“軟約束”投資者顯然無法實現對地方政府的“硬約束”。

盡管理論上單一制國家似乎難以隔離中央和地方債務風險，但實際上無論是財政聯邦制還是單一制國家，以及諸多前計劃經濟轉軌國家，通過上下級財政之間公開透明的規則管理，尤其是一般轉移支付的公式化和規范化，趨勢上都是增強地方財政的獨立性。盡管名義上允許地方政府破產的國家不多，但實質上與之相類似的地方政府或轄區財政責任制已并不鮮見。從具體條款看，禁止高債務風險地方政府進入債券市場融資或新增其他債務，由上級政府接管其部分稅收，僅保障當地政府的核心支出需要，減少運轉費用，停止審批新建地方公共投資支出項目等，與允許地方政府破產的國家也大體類似。特別是對市政債中的項目收益債券，資金使用和債務償還都僅僅針對特定項目，完全可借鑒美國、日本等國經驗，在預算中設立“特殊目的政府”和“特別會計賬戶”，實行針對特定公共項目的破產制度，弱化地方政府整體破產帶來的負外部性。

除強化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約束外，還應強化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在預算編制與執行、投融資決策和計劃上的審議監督，監督結果直接對全國人大負責。相對于地方政府官員，大部分地方人大代表任期比較穩定，是解決地方政府官員任期與融資期限不匹配問題的一個途徑。（2013年論文《加快融資機制改革創新，促進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

5.建立可持續的城市基礎設施融資機制

在擴大城市基礎設施融資渠道的同時，關鍵是加快配套改革，增強償債能力和債務約束，防范潛在風險。

一是致力于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激勵，可將自主發債權、地方稅擴權、平臺貸款證券化等試點，與地方政府性債務透明度建設和風險掛鉤。二是積極研究探索土地流轉制度改革，用好土地這一城鎮化過程中最具增值潛力的資源，形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水平提高和土地增值收入增加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正向激勵機制。

三是結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加快培育財產稅、資源稅等相對穩定的地方新稅源，減少對土地出讓金的過度依賴，促進形成穩定、規范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償還資金來源。

四是強化風險約束。在財政紀律約束上，以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為契機，逐步建立包括跨年度資本預算在內的全口徑預算制度，明確地方財政經常性和資本性收支的界限，編制完整的資產負債表予以公布，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建立地方政府轄區財政責任制度；在市場約束上，以強化地方政府財務信息披露為抓手，完善評級制度，引入非商業性專業機構評估地方政府資產負債狀況；在民意約束上，可借鑒國際經驗，通過減免投資收益所得稅等措施，鼓勵當地居民對當地市政項目融資，既有利于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責任，也有利于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

五是加快對民間資本開放交通、教育、醫療、水電氣等公共服務領域，推進資源和公共品價格改革，有效保護私人者投資者權益，探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多種形式的公私合作，鼓勵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調動多方積極性增強城市基礎設施供給力。（2013年論文《建立可持續的城市基礎設施融資機制》）

房地產：

潘功勝工作后首先接觸的金融業務就是住房金融，他在工行總行住房信貸部工作了六年，期間發表了近10篇房地產金融相關的論文，對海外一些國家的住房金融制度也有研究。

1.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潛力較大

從2021年下半年以來，部分房地產企業由于長期“高杠桿、高負債、高周轉”經營，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資產負債表持續處于高風險狀態，最終不可持續出現風險。我們比喻，從“高血壓”變成“中風”。加上房地產市場中長期需求中樞水平下移，以及持續三年的疫情沖擊對就業、收入預期影響較大，多重因素的疊加放大了房地產市場風險的外溢性。

隨著疫情形勢的好轉和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前期出臺政策的作用空間和作用效果大大改善。近一段時期，市場信心加快恢復，房地產市場交易活躍性有所上升，房地產行業尤其是優質房地產企業的融資環境明顯改善。我國城鎮化仍然處于發展階段，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潛力較大，租購并舉的發展模式也有很大發展空間。（2023年3月國新辦新聞發布會回應）

2.探索建立二級抵押貸款市場

1996年，潘功勝編譯了《二級抵押貸款市場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一文。兩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住宅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是要建立一個發達的住房融資體系，而發展住房融資體系的關鍵，是要解決長期資金來源問題。如果沒有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商業銀行辦理長期住房抵押貸款業務將會面臨較高的流動性風險。建立二級抵押貸款市場，不僅能為商業銀行住房金融業務提供安全可靠、流動性強的運作環境，而且為長期化資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可靠的投資環境。（1998年論文《關于中國住房金融金融發展的幾點構想》）

3.從住房金融的角度看，住房供給與需求是割裂的

中國的住房金融市場結構按銀行信貸對象可以簡單地劃分為住房開發貸款市場和個人住房貸款市場。前者形成或放大住房供給，后者形成或放大住房需求。住房供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銀行貸款，而不是有效需求。當前銀行對個人住房貸款不足全部房地產貸款總余額10%，這是我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欠發達、住房的有效需求不足、住房供給相對過剩的原因之一。

當經濟出現不景氣、銀行收縮銀根時，住房供給的表面繁榮即刻崩潰；當經濟繁榮、銀行放松銀根時，銀行信貸將會對住房供給起到一種放大效應。因為市場的這種結構，住房供給與需求是割裂的，住房供給在銀行信貸的支撐下不斷放大，而住房的需求意愿因需求能力的不足而不能轉換為有效需求。因此發展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將對個人的住房需求起著一種實現和放大效應，使之轉換為有效需求，在居民個人、貸款銀行、開發商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循環系統。（1996年論文《中國住房金融市場的結構問題》）

4.不贊同成立住房銀行

1996年市場爭議是否成立住房銀行，潘功勝認為必要性不大：一是構成中國住房金融市場運作主體的幾家銀行基本上都是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零售銀行，完全有能力承擔住房金融任務。二是幾家銀行的住房金融業務，隨著向現代商業銀行的轉軌，正處于蓬勃發展時期，尚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三是煙臺住房儲蓄銀行、蚌埠住房儲蓄銀行已運行了數年時間，運作的得失并未得到很好的總結。四是住房問題涉及千家萬戶，政策性強，需資金需求量大，如果建立一個遍布全國的、零售式的住房銀行，初期投入的成本將是十分巨大的。如果不是按這種方式構造住房銀行，又難以承擔如此龐大的任務。（1996年論文《關于我國住房金融市場發展的幾個問題》

人民幣及外匯市場：

2015年匯改后，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加大。央行或外匯局在回應匯率問題時一般都會說：人民幣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或外匯市場將保持基本穩定，然后提出三大支撐因素：

一是中國經濟和海外經濟走勢對比，中經濟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二是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強，監管部門管理匯率的經驗更豐富，居民部門、企業部門面對匯率波動時更加理性。

三是中國資產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債市。以前主要是比較10年期國債收益率，具體錨定為中美利差80-100bp的舒適區間；而潘功勝引入了扣除通脹后的真實利率，具體錨定為2年期國債收益率減去CPI。

1.以真實利率衡量的人民幣資產具備競爭力

人民幣資產具有競爭力的真實利率，為我國貿易投資伙伴持有的人民幣提供了良好的保值能力。以2年期國債收益率減去核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衡量，中國的真實利率處于1.7%左右，與大幅加息后的美國真實利率相當，顯著高于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在全球高通脹背景下，人民幣債券的投資組合分散化價值凸顯。（2023年6月陸家嘴論壇演講）

2.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了國際化使用的網絡效應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也面臨一些比較好的環境和機遇。第一，經過十余年的發展，隨著人民幣清算行和本幣互換網絡的建立，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中資金融機構海外布局不斷完善，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了國際化使用的網絡效應。第二，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企業在跨境貿易、投融資中使用人民幣以規避貨幣的錯配風險的意愿上升。第三，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動能恢復和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投資和避險功能逐步增強。（2023年3月國新辦回應問題）

3.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

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愿，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人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2017年發文《中國外匯市場的政策框架及管理取向》）

銀行業經營管理：

潘功勝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戰略變革的推動和實踐者，參與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兩家大型商業銀行的重組、改制和上市工作，兩家銀行分別于2006年、2010年在香港和上海A+H同步上市，均創造了全球歷史上最大上市融資。

他在商業銀行工作了20年，對銀行經營管理有深刻的認識。在2011年出版的《上市銀行價值分析》一書中，他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自勉，并稱上市銀行經營管理似“山路行車、水中泛舟，既有行路之難，也需破浪之勢”。

此外，《大行蝶變-中國大型銀行復興之路》獲得2014年度孫冶方金融創新獎獲獎。“在我個人的職業生涯中非常榮幸，有差不多近十年時間參與了大型商業銀行改革進程，《大行蝶變-中國大型銀行復興之路》是我從一個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角度對偉大實踐進行的思考。”潘功勝在頒獎典禮上表示。

1.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出現一定程度的變異，要重塑健康的銀政關系

近年來，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出現一定程度的變異，金融危機背景下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出現重塑，政企不分、政銀不分、財政金融不分等一些不健康現象又有所反復，扭曲了正常的市場信用篩選機制。

一是泛濫的銀政戰略合作。各級政府紛紛與各家銀行簽訂全面戰略合作協議，但并無任何實質性約束。二是政企信用不分、良莠不齊的政府融資平臺。各級政府都設立不少融資平臺變相舉債，從銀行獲取大量貸款。三是變相的激勵引導。各地金融辦對各家銀行的考評、獎勵，以及各地財政以貸定存。四是隱晦的政治誘惑，如分行領導退休后延續政治生命。因此要重塑健康的銀政關系。《2014年論文《政府和銀行：尋找合理的行為邊界》

2.要提高金融機構透明度

從國際上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再次凸顯出提高銀行機構透明度的重要性。危機中，大量基于抵押貸款的結構性信用產品和表外產品由于缺乏有效、充分的信息披露，導致市場信心受損，投資者行為混亂，并最終帶來市場動蕩。提高金融機構透明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成為危機后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2013年論文《全球銀行業透明度建設的趨勢和挑戰》）

3.新一代銀行家需具有國際視野、宏觀思維、戰略眼光

中國銀行業要跨越下一個臺階，成為國際上優秀、在國際金融市場具有較強競爭能力的銀行。如果說傳統的中國銀行業，經驗性的銀行家就能勝任，那么，今天的中國金融業對金融業的領導人才提出了不同的素質要求，需要一代具有國際視野、宏觀思維、戰略眼光，能在未來金融業的競爭中，與國際金融巨頭同臺博弈的金融領軍人物。（2009年“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學員座談會上發言）

4.資本管理實質上是風險管理

銀行業是經營管理風險的行業，資本管理實質上是風險管理。資本覆蓋風險的要求決定了在資產配置好、管理水平高的銀行中，有限的資本可以支撐更多的規模。因此，資本管理重要性的提升，要求銀行積極引進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努力提高風險管理水平，不斷優化資產結構，改變存貸款利差收入的單一盈利模式。同時，通過經濟資本的分配和調節，引導銀行各業務線的合理擴張與收縮，以獲取最大的經濟收益。（2004年論文《資本管理與商業銀行經營行為》）

5.公司治理機制是銀行上市的關鍵所在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商業銀行實現綜合改革目標，吸引機構投資者進行股份制改造并實現成功上市的關鍵所在。投資者只有在確信自己的利益能夠受到保護之后才會向一個企業投資。企業之間在資本市場上為獲得融資而進行競爭，實際上就是公司治理方面的競爭。（2004年論文《建立一個良好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

（2007年在工商銀行第一期創新沙龍演講，演講的主題也是公司治理）

6.要建立科學高效的貸款評估機制

在以往長期的信貸管理實踐中，較注重定性管理和經驗判斷，因而難免由于主觀臆斷而導致的信貸風險。科學高效的貸款評估機制必須建立在嚴格的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突出科學的量化管理原則。（1994年論文《試論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管理機制》

三.其他

1.第一篇文章

1985年，在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任教的潘功勝在該校學報上發表了《勞動協作的網絡優化技術初探》一文。據中國知網檢索，這是潘功勝發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此后將近10年的時間內，他發表的論文均與勞動經濟學相關，包括博士論文。

2.博士論文

1993年潘功勝提交了博士論文，題為《勞動力市場論》。文章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注入市場成份的過程，然而在整個市場體系的發展中，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嚴重滯后。這不僅制約了整個市場體系的進一步發育，而且也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向前推進的“瓶頸”。展開對勞動力市場理論和政策的研究，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而且是來自實踐的迫切呼喚。本文試圖以中國的實踐為基點，以發達的西方勞動力市場為參照系，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進行全面而系統地分析，實證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問題。

文章提出，構造勞動力市場的行為主體是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前提。其中，微觀勞動供給主體的創造，必須確立個人的經濟獨立性，而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構成個人經濟獨立性的基礎；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交換，正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形式。

微觀勞動需求主體的創造需要改革國有企業的產權模式、明晰產權關系、界定產權邊界、強化產權作用，使企業能在新的產權模式的基礎上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

工資生成制度創新的內容是市場化，即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上通過競爭形成。工資率的市場生成不僅不與按勞分配原則相悖，而且相對于行政方式而言大大降低了個人收入分配的運行成本。

3.談讀書學習：重要的是學習習慣

2009年上半年，時任農行副行長的潘功勝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在“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學員座談會上發言表示，我在大學呆過很多年，從大學到博士，也在大學教過幾年書。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大學所學到的、后來對工作幫助更大的，不是在大學學到的知識，而是在大學培養的一種學習的習慣，一種學習的欲望，一種持續學習的能力。讀書、思考、實踐的結合與統一，才能相互促進、產生較好的效果與良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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